上海出台“职业打假人”认定新标准，牟利性维权者将纳入异常名录

近年来，一些人以维权为名，故意购买瑕疵商品，继而批量投诉举报，甚至虚构事实，以索赔为目的对商家频繁施压，将“维权”异化成“职业牟利”。酒类行业首当其冲，不少酒商因标签瑕疵等问题而背负经济损失与诉讼压力。

在此背景下，上海市市场监管局联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等八部门出台了《关于依法治理牟利性职业索赔、职业举报行为的若干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若干意见》）。文件首次在地方层面明确“牟利性职业索赔、职业举报”的认定标准，并建立“投诉举报异常名录”，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投诉不予受理，对不符合法定立案条件的举报不予立案，为遏制恶意打假提供了可操作的制度依据。

1 符合五类特征的将认定为职业打假人

牟利性维权造成的市场扰动已引起多个省市关注。近年来，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陆续在官方文件中提出，要将治理职业打假乱象纳入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，上海此次推出的《若干意见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。

《若干意见》以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《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》《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《上海市民营经济促进条例》等法律法规为基础，结合全市执法和司法实践，对“牟利性职业索赔、职业举报”作出了明确界定。

WBO注意到，“牟利性职业索赔、职业举报”的核心特征包括：购买或使用商品远超合理生活消费需要；短时间内反复向同一或同类经营者购买相同商品或服务；明知商品存在标签或质量问题仍多次购买；投诉文书呈现明显模板化、格式化特征；投诉身份信息模糊或虚假。

这些特征将作为综合研判的重要依据，一旦认定属于牟利性职业维权行为，将被纳入“投诉举报异常名录”。名录由投诉举报处理部门审核管理，实行区级初审、市级复核的机制，同时建立动态更新制度，一旦发现当事人不再符合相关特征，将及时移出名单，确保不影响消费者的正常维权权利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上海还要求相关部门建立跨机构信息共享机制。市场监管局、法院、检察院、公安、司法行政、发改、网信、信访等部门将共享“异常名录”信息，对来自异常名录人员的投诉、举报严格审查，防止因恶意投诉造成行政资源浪费。

此外，《若干意见》还规定，对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投诉，不予受理；已经进入调解程序的，可以终止调解。对举报类案件同样严格把关，对不满足立案条件的依法不予立案。

在司法实践中，也有不少案例显示，法院已经不再支持这类惩罚性赔偿，对于职业打假人的要求一再驳回。

今年12月3日，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开的一起案例显示，付某在某某便利店花费19500元购买了5瓶奔富BIN707，后因其中文标签标注的产地、原料、进口代理商等关键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，认定其为三无产品，要求十倍赔偿，但法院发现，他同时段还有8起类似诉讼，购买行为明显超出合理消费需求。最终，法院认定其索赔不当，驳回其诉求。

除了上海，湖北、山东、吉林等地也开始推动治理职业打假乱象，相继明确“六类投诉不予受理”，职业打假行为在多地面临更严格的审核。（详情见《多地市场监管局出台“6类投诉”不予受理新规，职业打假人“碰瓷”酒商遇阻》）

2 政策落地，酒商“松绑”

青岛一位曾经被职业打假人“盯上”的餐饮商家赵辉则回忆称，之前因为有一批进口葡萄酒的外文标签有细微瑕疵，被职业打假人连续索赔。“当时对方态度强硬，暗示如果不私下赔钱就会一路告上去。”赵辉说，为了应对诉讼，他投入了大量时间与律师费，“最后虽然法院支持了我们，但整个过程已经严重影响正常经营。”

赵辉还表示，职业打假往往呈跨区域活动特点，“今天在北方，明天可能又跑到南方，相关政策如果能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规范，效果会更明显。”

上海酒商郑平告诉WBO：“最近确实少了很多职业打假的人来‘挑刺’。一方面是我们自身也更规范了，另一方面，肯定也是这些新规出台，让一些恶意索赔的空间被压缩了。”在他看来，政策不仅保护了守规经营者，也节约了行政和司法资源，使商家能够把更多精力放回到产品和服务上。

他补充说：“当然，企业自身也不能松懈，标签、溯源、储运等环节都要严把质量关，避免给这些‘打假人’留下可乘之机。”

青岛公益律师张光耀表示，根据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及《民法典》的相关规定，维权必须建立在真实消费需求基础上，一旦脱离该原则，例如明知问题仍故意购买、重复购买、制造消费证据等，行为性质就已偏离合法维权范畴。

张光耀认为，酒商以及零售商在日常管理中，应该妥善保存销售凭证与沟通记录，在遇到异常投诉时及时与监管部门沟通，不要惧怕麻烦，必要时由律师介入，防止纠纷被恶意放大。

由此来看，《若干意见》的出台释放了积极信号。但文件出台只是第一步，更关键的是执法机关在基层执行中能否真正落实、形成震慑。后续政策效果如何，WBO也将持续关注。

*部分受访者为化名